亚小康时代汉语新诗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柏相

汉语新诗，自胡适先生发表《蝴蝶》的那一刻算起，已跨过了一百年的世纪门槛。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汉语新诗，风风雨雨，跌跌撞撞，既有过辉煌，也有过耻辱；既有过欢笑，也有过眼泪。但无论怎么说，它挺过来了，它走过来了，它是如此疲惫，又如此光鲜地站在了时代的面前，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我私下里一直把1919年新文学革命之后一直到1949年这三十年间出现的诗歌，称为统一时代的诗歌，它是以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为抒情背景的。把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间出现的诗歌，称为调试时代的诗歌，它是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实践和反复调试作为抒情背景的。这两个时代出现的代表性诗歌，均难免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强烈的革命继续或政治附庸色彩。

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期间的诗歌，我私下里称它们为中国文艺复兴时代的诗歌，它是以东方人性的再次复苏，和各种西方新思潮的大量涌入为抒情背景的。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即：2016年，这二十七间的诗歌，我私下里称它们为亚小康时代的诗歌，它是以人们衣食无忧、人为性灾难逐渐减少、新的社会制度逐渐趋于成熟稳定，为其抒情背景的。

在我自己所划分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诗歌时代分野的背景之下，抛却统一时代（30年）、新制度调试时代（30年）、中国文艺复兴时代（10年）期间的诗歌特点不说，就亚小康时代（1989-2016）这二十七年间的汉语新诗而言，汉语新诗已经从发轫之初的革命（包括文学革命）公器或国家公器，逐渐发展成为了人们在温饱之余用来满足自己精神自由或愉悦、疏泄自己精神郁闷或愤怒的私家私器。

这个诗歌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诗歌写作从知识分子所专有扩散到了民间，并且民间写手队伍逐渐壮大，甚至与知识分子写作产生了严重对抗。这个诗歌时代的出现也是以国家层面上的体制改革过程中专业作家制度的逐步取缔和国家层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决策的实施为背景的。

这个诗歌时代的又一特点就是：口语化写作盛行，信息传播方式颠覆性变革，网络时代或者说微时代来临，使所有人的作品被阅读成为了一种可能。再加之在前几个诗歌时期所累积的各种人文问题或者说文化问题的发酵，新的社会制度虽已日渐成熟和趋于新常态但新的全民层面上的人文或文化认同却日趋减弱，因此，这个亚小康时代的诗歌领域，也出现了泥沙俱下的纷乱景象。

这个亚小康时代，其实既是一个温饱时代，一个物质极其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盛世时代，言论日渐自由的时代；但其实也是一个失掉了诸多精神重心的时代，其实也就是古人早就概括过的那个“饱暖思淫欲”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有钱需要花、有时间需要打发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最需要精神支撑。但因为我们国家多年以来对社会人文领域的有意无意的忽视，我们在解决了混乱、饥饿、寒冷等物质性危机之后，又面临严重的精神性危机或者说各种层面上的信仰危机。

在这个亚小康时代，在我个人看来，当下的汉语新诗视界出现了五组匪夷所思且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调和的矛盾：

一是诗人无限的创作热情与读者空前的阅读冷漠之间的矛盾；二是诗人无处发表之悲壮与报刊等好米下锅之憾悔之间的矛盾；三是诗歌评论家的盛赞与诗歌文化市场的萧条之间的矛盾；四是诗歌作品发表多与诗人们所得稿费越来越少甚至连样刊都得不到之间的矛盾；五是诗歌市场卖点或看点与诗歌纯度或深度之间的矛盾。

这五组矛盾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诗歌文化怪圈，既造成了白话新诗表面繁荣的假象，也制约了我国诗歌文化的常态发展。

　　当下的汉语新诗视界，以我个人看来，在政府或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层面，至少存在以下三个必须直面或正视的问题：

　　一是当下国家的文化政策或者说文化改革的方向似乎与改革预期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进步与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国家对文化产业化的推进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根据民族与国家文化的发展现状，要考虑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比如，改变对文化领域的引导方向，加大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投入，不妨搞一个“文化863计划”。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类文化人的生存，如果依靠媚俗或迎合市场来解决，恐怕是要出大问题的。作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国家，它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恐怕也不是某个人或某一社团投资的事情。如果某个国家依靠某个人或某一公司企业来投资引领自己民族的文化，其前景恐怕也是令人堪忧的。

　　目前，不只是汉语新诗领域，几乎凡是关涉国家文化的很多人文社科领域都遭遇了诸多困惑和尴尬。

　　二是当下汉语新诗的创作领域与评论领域都似乎出现了方向性的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先生，在沈阳出席“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期间，对《中华读书报》的记者说：“全球化时代我国文学的主要矛盾是趋同与守护、发展与传承。”

　　汉语新诗发展到现在，表面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种种怪相与乱象。到底汉语新诗应该怎样完成它时代性的“趋同与守护、发展与传承”，似乎也需要清理一下了。

　　汉语新诗领域是否应该展开一场大讨论，重新认识一下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领域的一些根本问题了；或者，借新诗百年到来之际，对百年以来的新诗发展成果，做一个严肃认真的系统性整理。

　　比如：百年以来大众诗歌与探索诗歌作品的梳理，百年以来棒杀文论、捧杀文论与有所建树文论的梳理；百年以来的经典新诗作品汇编，百年以来的经典新诗理论汇编，等等。

　　三是国家相应文化管理机构的常态化管理和指导性法规的制定严重滞后，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目前的国家文化发展和时代与实际需要。

　　比如，就汉语新诗领域而言：官办诗歌刊物的稿费标准太低，与诗人的劳动付出价值不能对应；民办诗歌刊物无视诗人劳动的辛苦，纯粹就不给稿费，甚至连一份样刊都没有；各种诗歌大奖赛的举办，没有相应的审批和监督管理机构，秩序混乱；诗人或者说作家的健康现状与生存压力无人问津等等。

这些时代性的文化性问题，似乎都需要国家根据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加以规制；而我国目前文化管理机构的常规性管理或指导性法规的制定似乎都与目前的文化发展需要不相适应，导致了我国国家文化领域的许多问题，乱象丛生；这种丛生的乱象，在汉语新诗领域，似乎尤为严重。文化立法或者说文化基础建设的投资，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当下的汉语新诗视界，在诗人或者说诗歌创作者群体层面，以我个人看来，也至少存在以下三个必须直面或正视的问题：

一是对家国民族意志与人性趋真趋善趋美的本真信念的普遍性认同的缺失。

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一件事。也不知道为什么，许多活跃在当下汉语新诗诗坛的诗人们，骨子里也大都普遍失去了对人格尊严、文人骨气的崇敬。更多地弥漫在各种诗歌文本背后的人文气息是对传统文化的过度解构，是对现实生活的过度憎恶，是对权利名位的畸形崇拜，是人格尊严的萎缩坍塌和文人骨气的粉碎性骨折。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距之内，我们当下时代的许多活跃在汉语新诗诗坛的诗人，不仅家国意识淡薄，太多没有完美的人格，也太多没有对完美人格理想的追求；他们中很多有的只是埋怨和唱衰，有的只是解构与毁灭，他们中很多时候都是在一叶障目，甚至污秽迷乱，很难有对当下这个物质繁荣时代的理性化的诗性认知与诗性表达。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距之内，许多活跃在汉语新诗诗坛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很多也是只源于人格物化，甚至人格分裂，迷恋于个性表演，直至迷失自我，无心而伤感，不得要领。他们的许多诗歌创作或者说诗歌文本表演，也都只是以物性代替人性，在庞大的物质之中追逐并迷失人性，在扭曲和挤压之中难以自拔。

对于这些新诗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乱象与个人迷失，作为诗现场的前沿观察哨，我们一定要及时在各种层面上做必要的梳理与清算。

二是对西方文艺理论、哲学思潮和文化价值体系、诗歌外在形制的过度崇拜或追求，以及对本国本民族传统诗歌文论的鄙视与抛弃。

吸收、借鉴西方的一些先进文化和思想肯定是对的，但中国汉语新诗最赖以生存的土壤或者说根谱根系，肯定不在西方；这点鲁迅先生早就在他那篇《拿来主义》主义一文中深刻阐述过。

可惜，当下的汉语新诗诗界，不敢接触外国诗歌、不敢择取西方文艺理论的“孱头”与全盘否定外来诗潮的“昏蛋”式人物的确是少了；但全盘继承论者、脱离本国本民族生活实际大吸外来诗论鸦片的“废物”，也越来越多了。

鲁迅先生是主张过：“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来’！”但拿来之后，“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可惜我们许多诗人，对外来或者说西方的东西，该毁灭的不毁灭，该存放的不存放，一律使用。虽然“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但我们许多诗人，从食古不化却又变成了“食西不化”，不仅不沉着、不勇猛、无辨别，而且很自私地过度崇拜、模仿，甚至顶礼膜拜。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传统的诗歌文论也曾滋养过像李白、杜甫、王维等笑傲世界民族诗林的大诗人。我们也一定要记住，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

三是许多诗人或者说诗歌创作者的创作，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精神指纹性质的写作原点或者说诗维原点。

在这个亚小康时代，诗人找到了自己的写作原点或诗维原点的表现之一是：爱自己，爱亲人；爱祖国，爱人民，爱诸多低过尘埃的东西；但一定不要把自己整成国奴或世界公民。

在这个亚小康时代，诗人找到了自己的写作原点或诗维原点的表现之二是：对自然万物，有物我同一或物我同灵同运的大认知基准和大生命意识，并力图在天地人三者之间融会贯通。

在这个亚小康时代，诗人找到了自己的写作原点或诗维原点的表现之三是：把自己当作古琴，把诗歌当作琴音。重视锤炼自己的人品，把自己看作铁匠，把人间看作打铁铺。重视修持自己的人格，把自己看作牛，把诗歌看作是最好能不分泌的牛黄。擦拭自己的骨气和尊严，如同维护自己的灵魂与生命。把自己看做贝类，把诗歌看作可有可无的珍珠。

我自己一直私下里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诗歌作品肯定既不愤世嫉俗，也不怨天尤人；既不大而无当的赞颂，也不假声假气地矫情；既不保守，也不激进；既不跟风乱写，也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甚至抛媚献俗；他的诗歌作品，肯定至少会有一首，一定是会超越时代，穿越古今，化育人类的良知与公义。

（2016年11月15日清晨，柏相于听石斋初稿）